到后世，战争结束数十年后，斋藤邦雄写了一本回忆录，并配上了漫画出版，名为《陆军步兵漫话物语》，这本书在日本销路不错，接连卖出数十万册。其中虽然对并肩作战的日本士兵颇多维护，但是对中国的八路军的评价却也客观。
其中便有一段斋藤邦雄的回忆――激烈的战斗在接近傍晚时分结束。到阵地上一看，死尸重重叠叠，还有好几个敌人重伤未死。这些濒临死亡的八路军士兵看到日本兵后不知怎么想的。说道：“水，给我水”。我把水壶凑到快死去的八路军士兵嘴边喂了；其中有一个人对我说“谢谢”，还有一个什么话都没说就死了。……对我来说，这次战斗真是“****”一样。现在我记忆里还留有那个向我讨水喝的八路军士兵少年一样年轻的脸……
虽然这人也是个日本兵，但是就凭这一点，也算是个良心未泯的日本兵。反战倾向极为明显。只不过，按照余生的记忆，这个斋藤邦雄，此时应该在苏联人的西伯利亚服苦役劳动才对。不知道历史出了什么偏差，才会将他在此时送回日本。
不过，余生知道，历史就像蝴蝶的翅膀，有时候可能使劲扇都没事，但有时候，很小的细节，就会导致一个人有截然不同的遭遇。这并不稀奇。所以，也没打算仔细追究。
只是和颜悦色的对斋藤邦雄道：“你被录用了。”
斋藤邦雄大喜过望，对余生接连鞠躬道：“多谢余先生！多谢余先生！”
余生摆摆手道：“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余先生尽管说。”
“我知道你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士，所以我想请你把你在中国战场所经历的战争细节，完整客观的回忆一下。写出来，并配上漫画。我负责给你出版。书名就叫《陆军步兵漫话物语》。”
斋藤邦雄早有这个打算，只是刚刚回国，还饿着肚子，只能暂时搁置。听余生如此说，大声答应道：“哈伊！”
斋藤邦雄欢天喜地的离开后，下一个应聘者推门而入。只不过，放在余生桌子上的，不是一张简历，而是一份投资计划书。余生扫了一眼，发现这份投资计划书很贴心的用汉语写成，而投资的出资人落款，居然是大阪商团。
余生问来人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五十余岁的日本男子回答道：“我们大阪商团非常有和余先生合作的诚意。并且，我们是确定无疑的反战人士。如果说大阪商团这个名字还不足以让余先生入耳的话，那么，大阪第四师团这个名字，余先生想必是听说过的。”
余生有些吃惊，问道：“大阪第四师团和大阪商团之间有什么关系么？”
“其实这个关系很简单，许多大阪商团中的成员子女，就在大阪第四师团服役，而许多从大阪第四师团中退役的士兵，都会加入大阪商团，继承家中产业。这么说，余先生明白了么？”
余生哭笑不得：“原来如此。”
在后世，如果要论数二战中，哪个日本军团是最英勇善战的军团，可能争议会很多。但是，如果要论数二战中，哪个日本军团是最爱好和平的军团，那么，毫无疑义是大阪第四师团。
这个大阪第四师团的征兵所在地，是日本大阪。这个师团成立于一八八八年，士兵的主要来源是菜贩子。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入侵中国时，它已经配备了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武器装备，成为日军中资格最老的师团之一，堪称日军之中的“精锐”。
然而，大阪此地和日本其他的地方不同。在日本古代，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大名，而拥有土地的大名，则服从于幕府将军。而幕府将军则在名义上服从于实际上是傀儡的日本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大阪一直都是日本的商业城市。此地居民不依赖于土地和大名的等级制度生存。反而会因为各种苛捐杂税和管理此地的大名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所以，效忠天皇，也根本谈不上。
纵然是出于国家法令，大阪的年轻人不得不服兵役。也不会按照日本上层宣传的那样，“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临别赠言，大多是“御身大切”，译为中文，就是“保住小命，活着要紧”。
而想活着，这些在大阪第四师团服役的士兵，就绝对不会无脑遵从上级让他们苦战送死的命令。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有了这些原则，大阪第四师团的战例自此让人啼笑皆非。
一九三七年，因为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所以日本人将大阪第四师团调往中国东北。在训练两年后，一九三九年，日本为了北进，试探苏联的虚实，与苏联军队在诺门坎大打出手。
随后，日本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阪、仙台两个精锐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日本的仙台师团在接到命令后，强行军四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在抵达战场的当天就投入战斗，随后就死伤惨重，被苏联人打得溃不成军。
而大阪第四师团，却在命令下达后，患了拖延症。大阪师团内的官兵，在接到紧急增援的命令和苏联人很凶猛的消息后，接连因为五花八门的怪病“病倒”，并要求留守。
日军联队长听到这个消息后，大怒不已。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大阪第四师团众人五花八门的怪病迅速“痊愈”。随后，大阪第四师团进军海拉尔。然而，出工不出力这种事情，在大阪师团内早已深入人心。前进的速度缓慢无比。仙台师团走了四天的路，大阪师团整整走了八天。就这个样，还有大量的人员，因为各种稀奇古怪的原因“掉队”。
而在大阪第四师团抵达前线的当天，日本人看到战事无望后，便和苏联人达成停战协定，宣布停战。停战的消息传出后，患有各种“行军拖延症”的大阪师团士兵，纷纷治愈。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赶到前线。非常“伤心”的和战损极多的其他师团的士兵“抱怨”――老子赶路这么急切，居然没有仗打，实在是让人伤心……
其他师团的日本士兵听到这种“抱怨”后有没有吐血，不可考……
因为大阪第四师团赶到前线时，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并没有伤到一兵一卒。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面色红润，军容整齐漂亮的一塌糊涂。而苦战数日的仙台师团和其他日本军团，在大阪第四师团的比对下，简直就成了要饭的乞丐。
当然，实情如何，日本人心知肚明。日本关东军实在看不过眼，所以，报纸上报道大阪第四师团的《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变成了《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一字之差，意思截然不同。
当然，大阪第四师团在中国的扬名立万，并不是因为日本人和苏联人的诺门坎之战，而是因为徐州会战和长沙会战。
徐州会战开始于一九三八年年初，日本人为了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日本占领区。一口吃下中国北方沿海地域，所以，南北夹击进攻徐州。从南边而来的日军，是曾经攻占南京的日军。
而北边来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在将韩复渠击溃后，一路南下，与从青岛登陆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会和，向西进攻台儿庄，而日本人的第十师团也接到了命令，沿津浦铁路南下，试图与从青岛来的第五师团会和。
随后，便是台儿庄血战。虽然日本军队在武器装备上有优势，但是架不住中国人人多势众，又有决死保家卫国之心。硬是用人命填，抵住了日本人的进攻。李宗仁在下令台儿庄守军坚守阵地的同时，下令汤恩伯军团从日本人背后出现。
这种包饺子的战术极为成功。日本人腹背受敌，损失惨重。此战歼灭日军一万余人。虽然中国士兵死的更多，但是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就此被打掉一半，是为正面战场的一次最重大的胜利。而一万余日本人被歼灭，也让中国人精神一振，知道日本人不是不可战胜的，自此后便可安心抗日。
而日本人也不白给，在台儿庄之战受挫后，日本人便开始悄无声息的运作，试图围歼中国军队在徐州的主力。此时，日本人南北夹击，如果死守，毫无疑义。不过是重蹈台儿庄日军的覆辙而已，所以，老蒋令李宗仁迅速突围。
李宗仁除了让刘汝明部留守徐州，吸引日本人的目光之外，下令徐州各路守军，在象征性的抵抗后，化整为零，伺机撤往山区，跳出日军的包围圈。留守徐州的刘汝明部，也在萧县一带伏击了日本的第九师团。
日本人没有料到李宗仁所部，在被逼急了之后，也会玩一手死对头才会玩的游击战，措手不及，让徐州守军大部分顺利逃脱。日本人气急败坏的时候，打算全歼留守徐州的刘汝明部。而在此时，刘汝明部在表演死守徐州城数日后，果断的放弃徐州城，逃之夭夭，给日本人唱了一出完美的空城计。日本人不但没有全歼守卫徐州的中国军队主力，甚至连一个上尉军衔以上的军官都没有抓到。
当然，没有抓到的主要原因，和大阪第四师团很有关系。在中国军队突围后，经过月余激战，早已人困马乏。如果这时候被日本人追上，后果不堪设想。而就在中国军队经过鲁苏皖边境一条公路的时候，奉命南进的大阪第四师团先头部队出现了。
这个时候的大阪第四师团，算是日本军队中，战损率最低，装备最精良，人员最充足的一支军队了。军团中，每个人都红光满面，士气高的一塌糊涂。
中国军队怀着必死之心摆开阵势，准备和这支看起来就是精锐中的精锐的日本军队决一死战。孰料，等了半天，日本军队毫无动静。虽然这支日本军队很明显的发现了中国军队，但是毫无攻击的意图。
隔着一条公路，大阪第四师团的士兵们对中国军队视若无睹。旁若无人的做起饭来，开始野餐……
而在中国军队硬着头皮横穿公路而逃时。大阪第四师团的人也很淡定的接着吃饭，毫无追击的意思。仿佛他们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旅游的。
当然，这种事情因为事涉两国，部队番号等信息是根本瞒不住的。大阪第四师团自此在中国扬名立万，而在日本军部气恼的追问大阪第四师团为什么不开枪阻击中国军队时，带领大阪第四师团南进的联队长却回复道――他们要严格的遵循作战纪律，没有得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就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是违反纪律滴，是不对滴……
从日本军部没有将大阪第四师团的日本兵全体枪决这件事情来看，大阪第四师团应该是日本人亲生的。
而被调往中国南方的大阪第四师团，参加过的规模最大的战役，当属长沙会战。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军队攻陷湖南北部，危及长沙。老蒋知道长沙的兵力与日本军队相差太远，如果只依靠手下的部队和日本人硬碰硬，恐怕会伤亡很大，而且还不一定能守住。所以，老蒋下令采取焦土政策，计划火烧长沙。在日本人进入长沙后，将进城的日本人全部埋葬进长沙的大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