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没有李安生打的伏笔，说不定程德全要以为孙中山是个德高望重的革命先驱、领袖，作为旧官僚，他可不想当什么大总统，孙中山夸夸其谈，说不定真要将南京大事交给对方。

　　程德全与李安生相交多年，也多少接受了许多熏陶，给李安生影响很大，革命党名头再大，孙大炮名头再响，也震不住他。

　　李安生也没有那个意思要去争大总统位子，这点程德全很清楚。

　　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还很漫长，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

　　李安生也刚好，程德全也好，都不想趟这浑水。

　　谁第一个跳出来当什么劳什子大总统，或是总理，固然能够荣耀无比，首任民主宪政首相，这个殊荣很多人都要来抢，可是，也要有相当的能力才行。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野心家们纷纷跳出来，这是肯定的。

　　爱做不做，谁做谁倒霉，权力是有了，可是民主宪政的完善是一个缓慢的曲折的过程，一开始出现个几个短命内阁甚至短命国会也是很现实的。

　　比如后世连国会都给解散掉，就是个明证。

　　要不然，军阀政治为什么这么有市场，那就是所谓的民主将民主人士们折腾的够呛，将人民折腾的够呛，对民主暂时的失去了信心，于是，强权政治一时无两。

　　李安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现在上台执政，各方势力必定群起而攻，掣肘颇多，还不如曲线救国，闷声发大财。

　　等到需要他来独裁需要他的强权政治的时候，他再来上台执政，那就顺风顺水，一路坦途。

　　以强权政治为手段，实现真正的民主，这才是李安生的最终目的。

　　他也没有信心在他有生之年能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是，只要他还执掌大权一天，就没有其他野心家能跳出来破坏民主进程的可能。

　　真实历史上，老袁称帝，实际上是错误的估计了各方势力的反对力量。

　　12月4日，东北宣布独立，李安生正式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司令，而锡良则率部队入关，往热河等地进发，控制沿路要途重地。

　　锡良主动给李安生让位，并自任为内外蒙古总督，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使得整个中国政局为之一变。

　　这意味着程李系完成了最后的调整，加上锡良的力量，成为了中国政坛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

　　而同时东北宣布立即组建新军第二十九镇与第三十镇，使得整个东北的兵力达到了十一个镇，远远的超过了北洋军，甚至超过了北方军事总和。

　　东北固然有这个财政实力，但是要真正实现精兵强政，光靠东北自身是行不通的，这里头有美国的参与，也使得支持袁世凯上台的英国等国家感到万分的担忧。

　　于是，列强各国纷纷出面，劝说袁世凯尽快与南方革命党人形成一致意见，尽快组建联合政府。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军事实上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十一月十一日黄兴曾向独立各省提出建议，请派代表到武昌开会。

　　各方面为了尊重黄兴的意见，决定以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并推举鄂军都督代行中央职权。

　　各省代表到武昌后，于十一月二十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举行革命军各省区代表大会，公推谭人凤为议长。

　　这一次会议有一个幕后的，但却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就是在十一月二十日通过一项决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

　　在讨论过程中，部分代表认为清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今后“和平与战争”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倘如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的方法是把袁拉到革命阵营来。袁的问题是要给他重大的酬报，他在清廷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要拉袁反清，则唯有许以比他在清廷更高的职位，因此如果袁真愿以举手之劳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民国，则革命军唯有享以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能引诱和打动得了袁。

　　至于程李系这个无法忽视的政治集团，革命党人的意见，是联合袁世凯，使得这个最有可能成为军阀团体的野心集团尽快解散。

　　之前由于北洋军与革命军的交战，双方都是当局者迷，等到列强开始出面干预，以及双方都开始正式要面对的情形，才开始务实起来。

　　在这个时候，程李系的根基浅薄，就开始的显露出来，各方政治势力与野心家纷纷登台亮相，力促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和解。

　　袁世凯的首席谋士杨度在东京时和孙中山先生很熟，又和黄兴、宋教仁过从甚密，孙黄的认识还是杨度的介绍，因此杨度对和谈是有影响力的。

　　当时有一种理论，是说：革命事业非袁世凯不易成功，袁世凯不是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党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这条路。今日大势，不是革命党和清廷的问题，而是革命党和袁世凯的问题，袁世凯的问题一解决，革命就成功了，而袁世凯的问题只是条件问题，不是原则问题。

　　大概过去袁世凯尊崇立宪的形象深入人心，使得革命党人宁愿相信袁世凯，也不愿意相信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程李系――李安生的改革政策多少影响到了许多阶层的利益。

　　东北宣布独立，东北军入关并且向蒙古进军的消息传至南方的时候，正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进行和谈的时候。

　　和谈开始后，南方代表（革命军方面）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就是北方代表（清廷方面）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的国体问题，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无和谈的必要。

　　而东北军入关的消息传来之后，各方震动，都认为和谈将会发生某种不可预料的变化。

　　十二月六日下午六时段祺瑞正式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自现在防区撤退一百里，以表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

　　此时孙中山等人赶到了武昌，与黄兴等人进行磋商，希望能够找出对革命党人最有利的办法。

　　如今在程李系的带头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割据自立的苗头，这是革命党人最害怕出现的，也是北方政权最害怕看到的，双方都有共同的义务，那就是在民主的大旗之下，维护中国的统一。

　　这是一大隐患――军阀割据，而另一个隐患，则是对民主盲目的乐观。

　　孙中山见到无数的革命同志只注意选总统、组内阁、制约法，和他所规定的革命方略：“三年军法之治，六年约法之治，然后进入宪法之治”，完全背道而驰。

　　加上独立各省各自为政，散漫而无组织，革命军力亦不够强大，财政情况更无把握，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一支强大有力的革命武力北伐，将袁世凯的北洋军摧毁，是很不可能的，于是他也转而求其次，便是“用袁以倒清”，使革命暂时告一段落。

　　而东北独立之后，东北军入关入蒙，强势已显，袁世凯君主立宪内阁已经是岌岌可危，革命党人迫切的需要联合袁世凯，尽快逼迫清廷下台，组建中央政府。

　　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孙中山并没有接触过李安生，他直觉的认为，程李系是最大的野心割据团体，专制统治的另一种形势的复辟，袁世凯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本来，早在独立各省代表到汉口开会时，便已决定议和纲要四款：（一）废除清朝政府；（二）建立共和政体；（三）清帝优给岁费；（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所以对于清皇室的优待，是不成问题的。

　　当袁世凯对自己地位问题有了保障后，便就清皇帝和皇族优待条件寻求协议，有了这个优待条款，他便可以胁迫清室退位。

　　而李安生秘密潜伏到东北，来上了这么一出，他已经无法选择，只能逼迫清帝退位，然后拉拢革命党人，成立中央政府，造成即成事实，程李系想要野心割据，就要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本来南方革命党人提出的临时政府方案，一致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孙先生认为责任内阁不是中国鼎革时所宜实行的制度，但宋教仁坚持，孙中山先生终于勉强同意，张继主张推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宋教仁坚决不肯接受，并提议推黄兴。

　　本来各省代表原已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总统制，而现在却要改为内阁总理制，这中间有些难说。

　　而来自程李系的压力，倒是忽然让革命党人一致的意见统一起来，那就是实行内阁总理制，希望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而黄兴或者宋教仁出任总理一职。

　　当时各省代表多不赞成内阁制，可是给现实所迫，居然难得不再争吵，但是稀罕，也是李安生所没有想到的。

　　而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同盟会反而因为这个难得的大转折，开始了变相的改组。

　　同盟会在革命时期一直是个秘密组织，武昌临时政府成立，才决定改为公开组织，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黎元孙为协理，宋教仁、胡汉民、马君武、刘揆一、平刚、张继、李肇甫、汪兆铭、居正、田桐为干事，实际责任由宋教仁负责。

　　从这点看来，宋教仁等人的政治能力，还是相当强悍的，与这些人物斗争，李安生唯一能够依靠的，便是强大的军事实力。

　　东北军入关，便是为了显示强大的军事实力。

　　虽然只是由吴禄贞与锡良率领三镇兵力入关，但是带来的无形压力却是巨大无比的。

　　而锡良急着赶往库伦，也是因为俄国肆无忌惮的开始在蒙古活动，想要图谋内外蒙古。

　　蒙古不能独立，这是在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前李安生最大的目标。

　　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吴禄贞带着新军第六镇与苏凯的第二十八镇迅速的控制了山海关，并且兵锋直指唐山等地，而锡良与张绍曾则与新军第二十镇入驻承德，进一步剑指张家口，准备在东北军进一步入关后，编制入蒙军团，随之准备对俄作战。

　　东北军的强大压力，终于使得清廷走向倒台，十二月十四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一笔是袁世凯的左右所增加。

　　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张謇第一时间将内幕用电报的形势派送给了李安生，所以，李安生是知道的最为详细的一人，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过程中起到了无比积极的作用。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诺言，于是他要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他为第一任大总统。

　　他怕南方食言，所以在退位诏书内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滑稽非常，好像民国的大总统不是由国民选出来而是由清帝命令的。

　　清帝退位的待遇很是优厚，这让李安生很是不满，立即在奉天通电予以斥责。

　　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清室让国，和平息兵，对于一些宽大的优遇，只是表现革命者的恢宏气度，则亦不可厚非。

　　清帝退位，改朝换代，中华民国正式取代清王朝。

　　临时政府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到此时为止，唯一的争端，便是在于定都武昌还是定都北京的问题。

　　让孙中山失望的是，大部分人还是倾向于定都北京，南京程德全的态度不明，武昌并不适合作为首都，这是革命党人天然的劣势。

　　这也使得孙中山尤为痛恨程李系，痛斥为革命果实的吞吃者，他也不想想，他孙大炮在革命起义中放了多少炮，轰死了多少北洋军？

　　在革命同志看来，袁世凯虽然不是理想的民国元首，可是他已履行了逼迫清帝退位的工作，革命党人都重然诺，所以只有迁就事实。

　　如果袁能脱离封建官僚遗毒甚深的北京，加上还有国会的牵制，同时正在起草的《约法》是采取内阁制，有这种种因素，总统便没有什么实权，袁世凯当总统后总不致会太背叛民国的。

　　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袁世凯是个纯粹讲实力政治的人，三十年政治生涯的起伏，使他相信必需要有实力才能谈政治，他怎肯离开他的老巢――“北方”，怎肯离开他的资本―― “军队”。他心目中既无中华民国，更谈不上国会和《约法》，所以他的私心，根本就未考虑过到武昌去就这空头的大总统。

　　李安生联名程德全与锡良等人通电全国，希望中央政府能定都北京，同时希望尽快通过约法，实行内阁制。

　　李安生同时也发出许多密电，对内阁制极力推崇，甚至表示愿意推动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同时，由黄兴或者宋教仁出任总理。

　　这自然让革命党人消除了疑虑，革命党人能够得到总理的位子，即便在组阁的时候，让给袁世凯一部分利益，也已经是赚到了。

　　定都北京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只是孙中山等一小撮人在那里闹腾罢了。

　　请大家注意，是“孙中山等一小撮人在那里闹腾罢了”，孙中山实际上代表的革命党人极少，孙大炮的威望还是远远不如黄兴，甚至是宋教仁。

　　在程李系的强大压力下，武昌方面委曲求全，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后，袁世凯遂于民国元年元旦以就职誓词电告于参议院。

　　情势演变至此，孙中山等人只好退而求其次，便是由临时参议院把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完毕。

　　原来当武昌临时政府刚成立时，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成的，其后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加以修改，成为《临时约法》。

　　这个《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总统制，《临时约法》则采责任内阁制。

　　《临时约法》共七章，即：一、总纲；二、人民；三、参议院；四、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五、国务员；六、法院；七、附则。

　　责任内阁制本是宋教仁所积极主张的，但临时政府时期，其他革命主要干部均不赞成。到了袁世凯做总统，又怕总统权力太大，于是匆匆忙忙地订定《临时约法》，想借这部《约法》来限制袁的野心妄为。

　　结果袁世凯把这部《约法》视同废纸，而李安生，同样如此，他将来是要集权统治的，哪里允许这种变了味道的约法。

　　所谓的约法，都是为了一帮革命党人以及幼稚的野心家所服务的，李安生实力强大，自然不买账。

　　袁世凯已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就需要忙着组织内阁，属于同盟会的湖北都督孙毓筠通电主张推孙中山先生组阁，非同盟会的广西都督陆荣廷立即附和。

　　这时也有人主张请黄兴组阁，可是袁世凯自己早已胸有成竹，他心中的人选是他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帮手唐绍仪，唐在被派为南北和议时的北方首席代表时，袁就已安排了他未来角色的伏笔。因为唐和南方革命党人相处甚洽，又深通洋务，和英美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在袁系中，唐绍仪是个能够被中外接受的理想人选。

　　更为主要的，是袁世凯不希望李安生入阁，要是给这位小兄弟上台组阁，哪里还有他袁大总统的远大抱负？

　　1912年1月7日袁世凯正式向已经到北京的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参议院予以同意。

　　1月15日唐绍仪列席参议院发表政见，并将新阁名单提请表决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当时系驻俄大使，故由胡惟德署理）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教育总长蔡元培

　　司法总长王宠惠

　　农林总长宋教仁

　　工商总长李平书（未到职，由王正廷署理）

　　交通总长原提名梁如浩，未被参议院通过，

　　乃由唐绍仪暂兼，后由施肇基代理。

　　这份名单，好像是容纳了各方面，因为唐绍仪虽是袁的亲密朋友，可是他又和同盟会方面是好朋友，陆徵祥是无党无派的外交家，熊希龄是君主立宪派，袁系的人只有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三人，而同盟会方面却有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三人。

　　袁世凯认为这是非常公平的分配，其实则是掩耳盗铃的，因为唐绍仪是袁的老友，而陆徵祥则为袁系的附庸，而君主立宪派在同盟会和袁系间是选择亲袁的路线。

　　因此在唐绍仪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军事、交通六个重要部门都抓在袁世凯手中，同盟会所得到的只是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无所事事的冷衙门。

　　同盟会原来推荐黄兴在新内阁中继续蝉联陆军总长，当然这是想限制袁的军事特权，使他不能把国家的军队当作私人的工具。可是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袁世凯是必需要掌握军队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因此决不肯把陆军总长这个人选让给袁系以外的人担任，更不会同意给同盟会的“实力派”领袖黄兴，所以只同意改派黄兴为参谋总长。

　　参谋本部在当时是个有名无实的机关，黄兴当然坚决拒绝接受这个空名职位。

　　唐绍仪虽然是袁的老朋友，可是他不是北洋军出身，他与袁世凯在朋友与部下之间，不像北洋军系的人，对袁世凯完全是衣食父母，因此他一方面获得袁世凯的亲近和尊重，一方面则受到袁世凯部下的排挤和诋毁。

　　这个内阁天生就不稳固，而且有心人也发现，程李系没有一人上台执政，在内阁中没有占据任何一个位置。

　　而且萨镇冰出任葫芦岛的北洋海军司令，程璧光出任上海高昌庙南洋海军的司令，仿佛对海军总长毫无反应，让人啧啧称奇。

　　其实袁世凯本来是想要让李安生、程德全与锡良，甚至吴禄贞都出任总长的，但是，考虑到种种顾虑，种种为难，而且李安生也必定不会接受，只能作罢。

　　他既然选择让唐绍仪来组阁，自然是做好了与李安生决裂的准备。

　　不过他也来不及考虑与李安生的关系，是否会立即激化，蒙古出了问题了。

　　库伦问题的发生，是俄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到库伦活动的最高峰。路透社电讯说柯使已向库伦交付正式承认书，“库伦”政府元首哲布尊丹巴活佛及蒙人对柯使予以盛大欢迎云云。

　　这则电讯震动了北京朝野，总统府和国务院均分别召开紧急会议，与会人士面面相对，拿不出一个办法来。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俄蒙勾结的实际内容。北京政府和库伦之间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库伦电报局已被接收。

　　中国外交部也曾采取行动，电令驻俄代办向俄国外交部询问，俄国答复说：“中国现已与各国断绝邦交，所以我国没有意思答复。”

　　这所谓的断绝邦交就是之前梁如浩上台后未去拜访各国驻北京使节，而陆徵祥又还没有从俄国归来，外交部的职权也没有开始正常行驶，故而出了这岔子。

　　北京的中国记者，曾赴俄使馆访问，俄使的答复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公报发表，不过蒙古问题我们曾在六个月前就和中国交涉，可是中国方面概不答复，好像不屑和俄国交涉。现在中国权力既然不能及于蒙古，俄国为了交涉便利计，所以派遣专使赴库伦与蒙人直接接触，同时就蒙古问题作通盘地调查。正式承认是可能的。”

　　而北京方面对俄国百般忍让的同时，锡良在张家口宣布，出任内外蒙古总督，即刻起命令新军第二十镇与第二十八镇北上，第二十九镇与第三十镇立即就地组建。

　　东北一口气要将四镇兵力投放于蒙古，虽然其中两镇还没有编练，但是态度之坚决，让各方为之震惊。

　　北京中央政府的软弱，东北政权却如此强硬，也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内外交困的时期。(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