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油立即上书反对：“御史奏事当求公允。
如光庭所言，是持异论者不容。
言者亦罪，默者亦罪，不言不默以苟安者亦罪，至考究心迹。
岂非所废蔡确六议之条，而实行之？”
“御史奏劾，当为逆法之奸，舆论不容。
既引灾异，则尤须督奏抗灾不力，懈慢民事者。”
“于今旱情渐滋，斯所论者，必曰陛下德之崇未至于天欤？业之广未及于地欤？政之大者有未举而小者无所系欤？刑之远者或不当而近者或幸免欤？”
“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欤？大臣失其职而贱者窃其柄欤？”
“直谅之言罕闻而谄谀者众欤？德义之风未著而赃污者骋欤？货赂或上流而恩泽不下究与？责人或已详而反躬有未至与？”
“夫必言有是数者，然后可以召灾而致异。”
“而臣亦可谓乃朝中清和渐失，纷争渐起之相。”
“论议纷纷，于旱何益？是坐而论道，未若一瓢也。”
苏油的奏章写得很明白，直接提前将御史台每逢灾变的惯用招数先列举出来，意思是这般陈词滥调换成我来说，老子能够保证比你们说得更加全面完整。
旱灾之前，求你们干点正事儿吧！
高滔滔还是留中，皆不报。
丁未，以集贤校理黄廉为户部郎中。
黄廉是司马光吕公著旧交，老台谏出身，之前处理吴居厚等案件，秉公而断，并没有过度扩大打击面，也只用证据说话，功过分明。
虽然处理结果让苏油不太满意，但是至少过程做到了程序正确，苏油觉得这人算是保守派里边起码懂得“组织纪律”的人物，于是举荐他回御史台。
然而御史台的人已经满了，司马光和吕公著，以其提举河东路保甲六年，河东军民德之，治状素有所闻为由，同意了苏油的推荐，给黄廉升官，不过丢去了户部。
己酉，诏回赐高丽王鞍马、服带、器币有加。
鉴于河西、青唐已然平定，罢陕西、河东元丰四年以后，因为军事问题而增置的官局。
癸丑，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雨。
农耕国家最大的祈福就是风调雨顺，《宋会要》里，特意记录有乞雨的一整套规范和仪式，从国家到地方还分出了等级。
不过今年的旱情其实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影响。
御史以天变要求蔡确、章惇、韩缜去位的企图，被苏油轻松狙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旱情造成的后果不严重。
其中锅驼机与机井的贡献相当重要。
苏油也随太后辇驾侍奉，从城北回来的路上，太后还特意绕道，到洛口渠观看了锅驼机水力设备的工作方式。
锅驼机如今的功率也在疯狂提升，一台锅驼机可以带动一个高高的架子，称之为“天枢”。
天枢架其实就是一个动力连接设备，又可以带动洛口渠五台螺旋筒汲水机汲水。
旱灾之所以是旱灾，是因为水到不了地里，并不是真的没有水。
开封府守着一条黄河，一条洛汴渠，水还是有的。
不过今年的渠口水量明显不如往年，要保住开封府北面十几万顷耕地不减产，保证渠水供应就是必须的。
苏油的做法从来都是尽量化害为利，趁此机会大力推广锅驼机、机井、抗旱作物。
但是玉黍跟土豆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推广开的，因此京周诸路还是以莱山一号为主，玉黍和土豆更多是在官田的坡地瘠田上栽种。
自打王安石去相之后，司农寺就不再是国家改革政策的制定部门，重新回到了大宋农科院和农田计划署的正常定位上来，司农寺的官员难得再见到国家高官。
元丰改制之后，司农寺归入了户部管理。
现在高滔滔带着两制上官员一窝蜂来到城北官田，吓得刚刚升任户部郎中，判司农寺的刘嗣心惊肉跳。
第一千四百九十七章 光胫转运
刘嗣在土地庙七子里边算是老实巴交，他的入仕，完全是被章惇绑架的结果。
章惇要平梅山，要开辟湖南湖北，就需要以夔州作为后勤大基地，正好刘嗣当时在夔州为离任的苏油做收尾工作，被章惇抓了壮丁，负责管理后勤。
章惇平梅山，刘嗣出了大力，也给赵顼留下了踏实可靠的深刻印象。
之后仿效两浙开发荆湖，谁都不愿意在那瘴疫蛮荒之地当官，刘嗣也不知道该说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竟然被赵顼点名，成了荆湖南路转运判官，进入了路级干部序列。
刘嗣在那边游说梅山蛮的过程中，认识了当地大族苏方的妹妹苏九儿，两人结为夫妻，刘嗣随即又被转运使蔡烨举荐，成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
蔡烨去后，刘嗣历任荆湖南路转运使，荆湖南北路都转运使，算是做到了外朝官中的最高级别。
之后开始渐渐有了自己在官场上的人脉，还经过苏油牵线，将自家闺女嫁给西军将领王文郁长子韦昭。
高滔滔垂帘后，非常重视农业，要求两制上官员举荐农业方面的人才，苏油和章惇就推荐了刘嗣。
这就是大宋，没有科考成绩打底，以胥吏入官，刘嗣在外路兜兜转转几十年，开拓良田数十万顷，安定招纳两路蛮夷、移民数十万户，将荆湖打造得有了后世湖南湖北中华粮丝大基地的雏形，才得到大佬的青睐，终于成为了一任京官，户部南曹末位郎中。
这个郎中非常边缘，因为户部的工作很繁杂，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
而农业这一部分，主要是掌全国疆土、田地、册籍，还要引导移民垦荒；招抚安置流民；以鱼鳞图册、黄册为根据，抑制豪民兼并；以限田裁异端之民；以树艺课农官；以草地养马放牧；以种器召佃尽地利。
刘嗣负责的工作还在这些之外，属于户部南曹中的一个新部门——技术司。
这是苏油对高滔滔提出的建议，六部独立出一个司，负责推广新方法，新机械，新技术。
除了吏部，其余五部都有。
不过司马光倔强，别的部门都叫技术司，偏偏户部还是按照老习惯，管技术司叫司农寺。
怨念，妥妥的怨念。
不过苏油也懒得计较，反正主持各部这个司日常工作的，基本都是理工人才。
刘嗣屯垦十几二十年，对自己的业务具备非常的素养和自信，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高滔滔隔着车帘相问，刘嗣皆能回答得非常详细，让所有官员都非常满意。
就听刘嗣说道：“锅驼机功效是黄河大水车的数十倍，今年因为河水水位下降，导致近二十台大水车无法发挥作用，不过京周三路依托洛口埽水利工程所得的灌溉水量，其实远比平日为多。”
“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化害为利，将京周三路的水利网络建设得更加完备。”
“以往依靠降雨，京周三路有一半土地，对水利工程依赖不强，兴举工役时，地方官员多有阳奉阴违，甚至罢减阻挠者。”
“今年就不一样了，地方官和百姓们积极性都很高，这里还只是一处临时性的设施，其余各地打出的机井不下百余，都设置在以往水利不及的地方，发挥的作用更大。”
“臣这里有京畿三路水利设施分布详图，敢呈太皇太后懿览。”
高滔滔命张士良取来看了，图上黑色部分是旧渠，红色部分是各州府今年新开的新渠，还有上百处红色的三角形，标示着机井的位置。
而每一处机井，也有红色的线路引出，将整个京畿三路变成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高滔滔对此非常满意：“户部南曹技术司的差遣，爱卿做得细致。听闻爱卿以堂堂一路转运使，长期在田间地头测量规划，兴修水利，在荆湖都有歌谣传颂？”
刘嗣大窘，躬身施礼：“臣孤儿出身，历仕以来出没草野，这个……这个浅薄简陋，是百姓胡乱传唱，实在是大失官体，有辱圣听。”
这是《时报》上刊载过的一首儿歌，曾经感动过无数的人。
“转运转运，黔首光胫；湖北荆南，今翻上郡；我将力勤，朝廷莫遣使君去！”
刘嗣在荆湖任转运使期间，引进理工技术，大兴水利，秉承苏油的一贯风格，对夷汉一视同仁，大得人心。
转运使一般三四年就得一换，荆湖百姓听到刘嗣到期就会离开荆湖，痛哭奔号，传唱歌谣，呼吁朝廷不要将刘嗣调走。
赵顼得知后大受感动，又因为荆湖乃新开发地区，夷汉间杂，难于治理，因此准了百姓所请，硬将刘嗣多按在了荆湖两届。
高滔滔见到刘嗣老农一样的肤色，也不禁叹息：“昔大禹治水，手足胼胝，胫无一毛，三顾家门而不入。”
“爱卿治荆湖十余年，上接蜀中，下引淮南，左顾荆襄，右抚广南，使方圆两千里间，我大宋昔日荒莽之区，至今翻为鱼稻桑麻之地。”
“爱卿之功，不亚苏油开太湖，沈括拓南海。”
“听说你只比司徒大四岁？足见平日是多么操劳。”
“大宋有黔首光胫的转运使，这是大宋的荣傲，官家与朕的荣傲，何陋之有！”
一句话给刘嗣定了性，让所有官员都对羡慕不已。
只要刘嗣今后不乱来，太皇太后今日的评语，足以保刘嗣子孙富贵平安。
不过话又话说回来，要他们以刘嗣现在的模样为代价，十个里边，怕是又有十个做不到了。
……
回京的路上，章惇逮着机会，与苏油讨论起王安石的《经济论》来。
王安石这部书，是潜心研究十多年之后的心血。
书中从宏观经济的眼光出发，详细分析了大宋这个国家的劳动分工，经济构成，终于发现了一条真理，那就是“社会财富”的概念。
王安石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市场大小，以及在市场和分工的基础上，构成的社会财富在流通中发展壮大的程度。
书中分析了很多方面，认为财富的价值，来自一个个的人，而让每一个人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这个社会就会越加发达和富裕。
要实现这条，需要劳动者的劳动熟练程度，劳动技巧的提升，需要工具的改进，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的传播。
王安石也吸收了苏油和张方平的一些观点，认为生产不光光限制在农业，而应当包括工业和商业。
“四民之业即其田”，这个观念，在这本书里也提了出来。
书中除了对土地租佃、流转、兼并做了深刻论述和反思，同样对货币、商品交换、价格、劳力、薪水、资本、利润、专利，也做了非常详尽的阐述。
而对于货币、银行、金融等方面，则基本援引了苏油和张方平的论述。
书中对很多新兴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产物，进行了详细说明，包括了国家大型企业如钢铁厂，造船厂的运转模式；大型私人资本企业如毛纺厂、皮革厂、机械厂的运转模式；新兴金融手段如定活期存款，汇票，保险业务等的研究分析；甚至连海外殖民地、捕鲸业、新型牧场、家庭式新式立体农业，都做了论述。
最后得到的观点，就是大宋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是提高了大宋每一个人的人均“社会生产效率”。
生产的另一面是消费，作为两任宰执，王安石对国家收入的来源与分配也做了详尽描述，尤其详细地描述了自元丰以来，国家的开源节流的具体措施。
但是书中还是保持了儒家的保守，对苏油让宗室自立，成为“民力”的组成部分，表示了赞同，但是同时又提出了“与民争利”的问题。
而且王安石悲观地认为，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掠夺。
他认为自己早期新法的失败之处，其症结就在“取民利与国”。
而现在大宋的经济走势，让他又产生了大宋正一步步走向“取民利与权贵”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