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越来越忙了。鸡犬相闻、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已被现代立体交通网所分解。社会化生产使人们习惯于交际和奔走，走出县界、省界和国界，走出一个日益扩大的活动空间。从亚洲到非洲，从地球到月球，航天事业正实现真正的“天涯比邻”和“天涯咫尺”。人们的精神空间也由于现代信息工具的发达而得到高速拓展。邮路四通八达，电信瞬息万里。即使在辈辈相传的赵家庄或李家大屋，你仍可以从电视中饱览北京盛况，从报纸中领略中东风云，通过磁带体会贝多芬的辉煌以及原子世界的奇妙。上下古今，万千气象，密集信息正越过“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沉寂，突然涌到我们这些显得十分狭小的大脑中来。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通过电视机收到几十个频道的二十四小时全天播映；你可以拿起电话机直接拨号通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用电脑终端与中心图书馆取得联系，随时查阅图书馆任何公共资料……这一切迹象使人们朦朦胧胧产生一个概念——信息社会。

　　空间越大，时间就越紧。精神领域里这种空间与时间的函数关系，理所当然地使人们真正体会到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切费时的信息传达方式已逐渐被人们疏远。开会要短，说话要短，作文要短，悠悠然的文学即文字之学，也在面临考验。古典戏曲的缓慢节奏，已使大批青年远离剧院；长篇叙事诗和长篇小说作为时间上的高耗品，其读者也在减少——只有极少的杰作能造成例外。与几年前人们较多闲暇的情状相比，现在人们忙得甚至没有太多时间来光顾短篇小说。邮局统计，在报刊发行量暴涨的形势中，一九八三年全国竟有百分之五十九的文艺刊物发行量下跌。这里除了有文学本身的质量问题，其他多种信息渠道的出现，很难说没有对文学形成压力。文学作者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非文学性报刊应运而生，更有一批又一批载有密集信息的文摘报刊为读者所欢迎。他们还眼睁睁地看到，尽管作家们使出浑身解数，但下班后的人们往往更多地坐到电视机前去了。影视文学，声像艺术，正在使人们津津然陶陶然。一张广播电视节目报，眼看将成为文学报刊只能望其项背的洋洋大报。

　　文学正在汹涌而来的信息浪潮中黯然失色吗？

　　我们已经失去了恐龙，失去了甲骨文，失去了长袍马褂……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事物都会万寿无疆。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历史久远的事物都面临末日。人类还存在，还需要用符号来表达感情，那么被誉为“人学”的文学，理应无缘受到文物部门的垂顾。这是一个确实却稍嫌笼统的回答。也许，为了进一步讨论文学是否消亡，我们还须探明文学特有的价值，看它对于人类是否具有其他事物所无法替代的长处——任何事物有所长就不会被淘汰，哪怕小如竹筷。

　　当我们清点文学之长时，也会冷静而惊愕地发现，随着电子声像手段的广泛运用，文学曾有的某些长处正在弱化或消失，某些职能正分让或传交给其他信息手段。这种动向虽然令人沮丧，却也是确实的。

　　文学无法在平面写实方面与影视竞争。远古时期没有什么文学，最早的“文学”大概算那些象形文字，像牛，像羊，像日月山川什么的。古希腊艺术家普遍认为“艺术摹仿自然”，主张文学照相似的反映生活。中国古人也首先提到“赋”，即强调铺陈直叙，摄万象、状万物。因为没有摄影，更无影视，文学义不容辞地要独负写实重任。因此，你要知道云梦泽吗？请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其东”如何，“其西”如何，“其高”如何，“其卑”如何。作者洋洋洒洒，把东西南北、山石草木写得无微不至。你要知道梁山好汉的出征英姿吗？那么可在《水浒》中随便挑出一首战场诗，作者用墨如泼，把天地人马刀枪剑戟写得面面俱到。作者对实写物象的这种劲头，还体现在巴尔扎克对一栋楼房或一条街道的数十次描写中，体现在雨果对一所修道院数万字的介绍中。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自己未能看到的世界，观察到自己未能观察到的事物，从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然而，今天的人们如果要知道云梦风光，去看看摄影画报不是更简便吗？如果要知道沙场壮景，去看看宽银幕战争片不是更痛快吗？不仅省时，而且声像效果比文字效果更强烈。它能用直接的有声有色来取代文字间接的“有声有色”。屏幕上几个镜头，往往功盖大篇文字。

　　叙事诗越来越让位于抒情诗，至于小说领域，不仅大场面大事件的题材越来越多地分让给影视，不少小说家也不再热心于铺陈物象，艺术触须更多伸向人物的情绪和感觉，伸向那些更能发挥文字优势的领域。这不是说不写实，比如徐怀中《西线轶事》所描写的战争，其规模不会小于梁山好汉们所经历的任何一场征杀。但作者在战况交待和战场描写方面寥寥数笔带过，笔墨始终倾注于男女战士们的心态。不是从外形观照来再现战争，而是以内心窥探来表现战争。作者也写到红河、战车、木棉花等诸多物象，但显然不再是那种刀枪剑戟式的面面俱到了；不是全景式的，是特写式的；不是平面的，是曲面的或变形的——即收聚于作者主观审美焦点。不难看出，“物象”型小说，更适宜改编为影视，而“心态”型小说，一旦搬上屏幕就会损耗掉大量内容和光彩。也许，小说这种由“物象”型到“心态”型的转变，是在现代信息手段日益发达的条件下，小说扬长避短参加竞争的自然转向，是它力图使自己有别于影视的自然趋赴。

　　文学也很难在直接宣传方面与其他舆论工具争雄。在古代人那里，奏疏和塘报仅为宫廷所用，对下宣传则靠文告和鸣锣，因此当时文学又兼有新闻报道的功用。古代的理论事业也极有限，鲜有专门的理论机关及机关刊物，故文、史、哲从不分家，多位一体。这样，儒家文论历来主张用文学来“明理”、“载道”、“讽谏”、“劝世”，即强调它的直接教化作用。《国语·周语》载：“故天子所政，使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荀子·赋》中也有这样的话：“天下不治，请陈诗。”这样，就把诗当成公文报告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敷显仁义，颂扬忠烈，可算是当时的“哲理诗”；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抨击苛政，指斥贪赃，可算是当时的“问题小说”；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常常于篇末来一段“太史公曰”，考究得失，评论是非，这都是把一些非文学因素夹进小说中来。如果说上述优秀作品多位一体现象在当时是难免的，或是必需的，那么后来情况就出现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新闻之后，哪位长官还靠下属“献诗”来了解下情呢？我们要了解理论，还需要到小说中去寻找“太史公曰”？

　　纵然文学很难在思想宣传方面争雄，然而它可以在培育感情素质和性格素质方面发挥一己之长。可以发现，众多作者的兴趣侧重逐渐由“明理”转向“缘情”；由“言传”转向“意会”；由阐发事理以服人，转向表现情绪以感人；即由宣传教化转向陶冶感染。人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那种“写中心、唱中心”式的诗歌，包括《雅》、《颂》中的“歌德诗”和“讽谏诗”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继之而起的是唐宋以后大量描写征夫、思妇、游子、寒士等题材的抒情感怀诗。到今天，活跃诗坛的大量诗歌更以其情操、情趣、情致的独特性和多层次性赢得读者。代表小说创作高峰的已不再是思想功利较强的史传小说和黑幕小说——这些日益被传记作品和新闻作品代替。当代小说中，越来越多的作者更注重人物的微妙感情探究和复杂性格分析。随手举手头王安忆的《流逝》为例，作者及笔下人物评议政治，评议人生，评议世间众相，仍然有不少“理”。主人公赵家媳妇那段关于生存意义的大段内心独白，全是理论，类似情形在《捕蛇者说》里根本没有。但《捕蛇者说》表面上不太说理，实际上以理念为纲，推出明确单一的主题；而《流逝》表面上不避理，实际上以情绪为纲，议论为传达情绪服务。两者的根本性指归不同。《流逝》的主题是什么？赵氏家族在运动中的家道衰落值得同情还是值得庆幸？赵家媳妇终于得到的“实惠精神”是朴素还是平庸？……据说编辑部当时对此都各执一说，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但又可感可悟，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概可以预测未来文学大致方位的又一个坐标点——“感悟”型。

　　重心态甚于物象，重感悟甚于思想，发展中的文学正在趋长避短，弱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而同时强化自己的某些特性。这当然是大体而言，不能概括有个别。这当然也是相对而言，既说“侧重”就不是说“唯一”——心态离不开物象，感悟离不开思想，矛盾的双方面总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问题只是：它们在什么样的层次中进行了什么样新的组合？在新的机制中，孰纲孰目？孰表孰里？

　　演变就是演变，并不意味着演变前后有什么高级和低级之别。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各有价值，但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文学是必然有所演变的。这种演变过去就有。我们已经历了口传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三个历史阶段。每一次信息手段的丰富和发展，都带来一次文学体裁门类的增加和分化。各门类间或有交叉，有叠合，有杂交品种。理论与文学结合可以生出文学宣传，包括活报剧、杂文、朗诵诗、哲理小说等等。新闻与文学结合可以产生非虚构文学，即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等。

　　正由于门类越分越多，因此各门类就该有自己更确定的功能和更专擅的范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不善于扬长避短而去越俎代庖，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近来有不少电影导演已经认识到，真正好的小说是难于改成电影的，好的小说题材往往不是好的电影题材。其实在小说与戏剧、小说与新闻之间的问题何尝不是如此？以前有过一段小说戏剧化，现在又有些作者热心于小说新闻化，靠匆忙采访抓素材，靠道听途说找热门，靠问题尖锐造影响，这样的小说既缺乏新闻的真实性魅力，又无小说艺术性魅力，其实不足为训。

　　七十二行，各有长短，十八般武艺，各有利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局限和用途，认识了这一切，就是大有作为的开始。两千多年前，一群土人在荒漠的黄河流域唱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绝没有想到今后还会有词赋、小说、桐城派、浪漫主义和电视连续剧。今天，我们很难预测未来文学的具体面貌，但我们至少应该指出：要让文学在“信息爆炸”中巩固和开拓阵地，找到文学的独特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1984年9月

　　*最初发表于1984年《新创作》杂志，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