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魏惠王之所以第一个选中开、封建都，与该地区距黄河、济水不远，水道四达不无关系。

　　他迁都大梁城不久，就组织大批人力在附近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即历史上有名的鸿沟。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条鸿沟，导致了大梁城被毁。

　　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两国曾在大梁城下展开过一场激战。

　　由于久攻不下，秦兵就经黄河引鸿沟水灌大梁，水围三个月后繁盛一时的大梁城遂化为一片废墟。

　　这也是开、封第一次因水患而遭到的“灭顶之灾”。

　　这样的灭顶之灾，是真正的灾难，一次水患，淹没了一座城市，而这座城市中东西，最多也就会被带出一些金银珠宝，至于其他的东西，肯定都埋在了废墟当中，所以这样被淹没的古城，是很有考古价值的。

　　不说其他，就算只是这么一座战国时期的大梁城，价值就不可估量，就不要说后期继续重复这一过程的另外几座古城了。

　　而这完全是因为周围的河流，从鸿沟演变而来的汴河，成为后来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开、封发展史上最鼎盛时期的北宋王朝之所以定都于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一个“河”字，即汴河的缘故。

　　这时的汴河已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一条大通道，从而给开、封带来空前的繁荣，也带来了灾难，但要完全说那几座古城是因为黄河泛滥而毁灭的，又不尽然。

　　当时有句名言：“黄河泛滥两千载，淹没开、封几座城”，这说明，古代开封城毁灭了不止是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地道的毁灭之城，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地重建，直到现在，这里还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市。

　　“黄河泛滥两千载，淹没开、封几座城”，这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人们普遍认为，因为黄河泛滥，才使得这一座座古城被黄河的泥沙无情淹没。

　　但在逐步揭开开、封地下“城摞城”现象的过程中，现在已经纠正了这一认识。

　　北宋以前，黄河流经河南北部，由天、津附近入海，距离开、封数百里，它虽然不断决溢泛滥，但对开、封并无直接影响。

　　黄河真正开始威胁开、封的安全，是在金代黄河向南大改道以后，此后的1000多年间，黄河决口300多次，其中大水进城的就有7次。

　　史载，1305年黄河决口，把开、封城淹没殆尽。

　　1642年为退李自成农民军，明军掘黄河堤，“城从内皆巨浸，所见者钟鼓两楼、群藩殿脊、相国寺顶、周邸子城而已。”

　　高大的开、封城墙几近淤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儿墙，大水过后，37万人仅存2万余人，开、封城元气大伤。

　　黄河的一次次吞噬，加之风、沙、兵火侵扰，作为一代雄城的北宋东京城（故址）逐渐完全被泥沙掩埋，从地面上消失了。

　　正是黄河的缘故，开、封从国都衰落到后来成为省城，进而成为一个地区性城市，一步步走向衰落。

　　然而，也正因为黄河的泥沙“大被”，东京城等才得以免遭更多的兵火风沙摧残，而较完整地保存给今人一份丰厚文化遗产，可以说是真的毁也黄河，功也黄河。

　　六座开、封城，像塔样层层叠压，特别是从唐代到现在的2000多年间，这座城市的中轴线没有变化，这是顽强向上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开、封建城距今已近3000年，现在的开、封城垣，是清代的开、封府城，也是解放前的河、南省城。

　　这是河、南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也是全国著名的中州古城，是我国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城垣建筑。

　　开、封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是黄河冲积扇平原的尖端，既然是冲积平原，自然是会不断的变化的，不管是扩大，还是缩小，甚至是有了大水冲击之后，会直接移位，这些都造成了这一地区的巨大变化。

　　由于是建立在冲积平原上，所以随着黄河的不断冲刷，这块冲击平原可都是有所变动的，就算这座城市的中轴线始终没有变化，但整座城市还是在不断变化，就不要说这座城市被一次次淹没之后了。

　　淹没之后的重建，肯定会让城池有所变化，而唯一不变的，也只有中轴线所在的中心区域了，而这片区域，韩孔雀可没想要染指。

　　水淹魏大梁城则是开、封城墙定位之始，魏惠王六年（前364年），魏国将国都从山、西安、邑（今山、西夏、县、安、邑县一带）迁至仪邑（今开、封市城内外西北一带，春秋时期称仪邑，处在卫国南部边境，与启封间以逢泽），改称大梁。

　　这是今开、封城创立之始，也是开、封城墙定位于此地的开端，此后两千多年，城址没有大的变动。

　　大梁城共12个城门，东为夷门（今铁塔附近），西为高门（今西城墙外约五里之地）。

　　据高门和夷门间的距离及方向推算，大梁城的南城墙大约在今天相国寺前面东西一线，北城墙大约在城北四公里之处。

　　从以上可以推知大梁城与今天开、封城相比较，偏向西北，面积稍大。

　　虽然明知道是这样，但苦于大梁城距地表很深，而开、封地下水位又很高，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古代大梁城大部分城池还是没有勘测出来，使魏大梁城成为千古谜团。

　　这样的情况，自然是给韩孔雀带来了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还不止这么一处。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经鸿沟引黄河水灌淹大梁，历时三月有余，大梁城坏，魏王假降。

　　这是开、封第一次毁灭性水灾。

　　历经两千多年，魏大梁城现被深埋于地下10余米。

　　秦在大梁设置浚、仪县，直到南北朝时期，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设立梁州，浚仪首次成为州治。

　　北周武帝建德五年（576年），占梁州，改成汴州。

　　据估计，此时汴州已有城池，应紧靠汴河北岸，规模不太大，比汴州城略小，而到了唐代，唐汴州城才是明清城墙的基础。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永平军节度使兼汴州刺史李勉，对汴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筑”，这次重筑又被称为筑“罗城”，主要是将汴州城的南壁往南扩充，把汴河围入城内。

　　扩建后，城周长20里155步，城门7座。

　　贞元十四年（798年），董晋接任宣武军节度使后，为防止盗贼沿汴河两岸出入城墙，又增设了两座水门，并让其幕僚韩愈著《汴州东西水门记》一文，专述其事。

　　此东西水门即成为北宋东京内城东西墙上的汴河南岸角子门、汴河北岸角子门的前身。

　　重筑的汴州城就成了明清城墙的渊源，奠定了今日城墙的基础。

　　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取代唐朝，即后梁，定都汴州，称东都。

　　后唐时期，李存勖迁都洛阳，降开封府为宣武军驻地，仍称汴州。

　　936年，契丹灭后唐，立石敬瑭为晋帝，都汴，号东京。

　　后汉、后周、北宋先后都汴，沿用东京称号；到金才改称南、京。

　　而到了北宋，此时的东京城才是开、封城墙最辉煌的时代。

　　北宋东京城是在后周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周太祖下诏：“开、封府修补京师罗城，率畿内丁夫五万五千，版筑旬日而罢。”

　　这仅是对原墙的修补，并未扩展。

　　周世宗柴荣于显德二年（955年）登上里城朱雀门，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跑马圈城，尽马之力，马跑了24公里又355米。

　　周世宗以马跑的范围定为外墙的范围，令人运来汜水的虎牢土筑成坚固的外城，这为北宋外城墙的辉煌打下了基础。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开始扩建宫城，四角建有角楼，高楼十尺，城墙均系夯土版筑而成。

　　开宝元年（968年），赵匡胤下令重修京城，将全城建成皇城、内城和外城三重城墙，城墙固若金汤。

　　那时的皇城，位于北宋东京城中央略偏西北处，即今潘杨湖一带，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虽然经过历代皇帝扩张城池，但还是有一部分没有被现代大都市覆盖。

　　到了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也就是公元1012年，将皇城改为砖砌，是北宋三道城墙中唯一的砖墙。

　　皇城东西跨度1570米左右，南北跨度约900米，周长近5000米，与《宣和遗事》所载的“九里十三步”（待考）大致吻合。

　　皇城内还有宫城，宫城呈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其东西墙各长约690米，南北墙各长约570米，四墙全长2520米左右，与《宋史.地理志》等书记载的宋宫城“周回五里”相吻合。

　　而今日城墙的规模则起始于金的南、京城，金末，为抵挡强大的蒙军，“宣宗以京城阔远难守，召高琪筑里城，公私力尽乃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