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两人离去。王宵猎道：“丁进在嵩山一带，本来是遮蔽我们的北路，隔开我们与金军。现在看来，反而挡住了我们与河东义军的联系。”

　　陈与义道：“不如趁此机会，吞并了丁进。免得许多麻烦。”

　　王宵猎摇了摇头：“最近我们合并了李都统所部，纵然让李都统做了副手，还是有诸多闲话。若再吞并丁进，闲话太多。最少一两年，不做这个打算。”

　　陈求道道：“薛成回来，说河东义军真正拣选有战斗力的部队，最多一万多人。可他们自称，动不动就说几万，甚至有敢说几十万的。按他们自己说的，全部加起来怕不有五十多万。人数浮滥，我们支援他们，有许多不便。是不是——”

　　王宵猎摆了摆手：“河东义军的生存状态，就不可能有太多的脱产士卒。薛成说一万多人，只是凭印象说，要经过整编之后才有。实际脱产的，能有几千人就不错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义军大多位于太原府之南，正当两京地区侧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有他们在，几年之内，金人无法统治河东路。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他们多少人，我们也无法养起来。只能把汝州余粮尽量多运些去，接济他们青黄不接的时候。汝州没有河流与襄、邓地区相通，粮草运不过来，正好支援河东路。”

　　汝州与邓州间有方城山阻隔，河道不通。太宗时候，曾经想挖渠越过方城山，沟通南北，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最后失败。直到近千年后，才修通运河，还是不能通航。这个年代没有水路，运送粮食非常不划算。不是战争这种不计成本的情况下，不会贩运粮食。

　　王宵猎所说的支援河东度军，就是用汝州运不出来的粮草，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接济他们。两地相隔太远，王宵猎力量有限，不可能把他们全养起来。

　　陈求道和陈与义现在很少插手军队事务，此事并不多谈，只是提了几句。

　　王宵猎道：“看看进入四月，麦子都长起来了。用不了两个月，就到了收割的季节。我听说附近州县的百姓，许多都要收了麦子之后种稻。他们来不来得及？”

　　陈求道道：“不容易。大家习惯了种一季粮食，换成两季，自然手忙脚乱。”

　　陈与义道：“听说江淮喜欢收了麦子种稻，一年收两季，甚是富足。北方收麦的时候，南方江浙地区的百姓无事。便坐船北上，帮那里收麦。这些人帮忙收麦子并不要钱，只是要一半麦子。”

　　王宵猎笑道：“要一半麦子，工钱可不便宜。朝廷收税，向来只收一季。许多百姓眼里，这季麦子是白得的，工钱给的阔气。不过还有一点，说明收麦的时间非常短，实在忙不过来。”

　　后世的人习惯了一年两熟或者两年三熟，麦子与玉米、麦子与水稻、水稻与油菜等等连作的事情非常平常。但在历史上，直到宋朝才大规模出现稻麦两季，到南宋初还只限于江淮地区。至于南方的两季稻、三季稻，出现得更晚。这个时候想种，也没有合适的稻种，而且土地并不紧张。

　　此时的人愿意稻麦连作，主要的原因不是地少，而是只收一季的税。如果收稻税，麦子就相当于免税白得的。如果收麦税，稻子就免税了。

　　感叹了一会，王宵猎问道：“我们设有农官，专门指导百姓种粮，听说成绩不少。去年治下的几州粮食产量如何？一亩地，如果种麦能产多少？种稻能产多少？”

　　陈求道道：“依我们统计，若只是种一季，襄阳这里一亩水稻亩产两石八斗，麦子一石五斗。邓州稍低一些，稻子少两斗，麦子差不多。其他地区也多是如此。只有唐州、汝州两地，麦可收一石八斗。”

　　王宵猎点了点头。道：“我一直担心，一亩收三斗税粮太多了。按这样的产量来看，百姓还可以剩下不少粮食。还要多想办法，让百姓农活做得更快，更省力。”

　　水稻的亩产高，但用的人力也多。王宵猎的治下，基本按一户四十亩控制治下的土地。如果少地的农民多了，就打击豪强地主。农民大多有地，就相对宽松。其实若是种水稻，一户四十亩地是种不过来的。按去年的统计，一户五口之家，三十亩地就非常吃力。不是特别勤劳的人家，根本种不过来。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一户二十亩到二十五亩之间。如果种麦，大约三十五亩。

　　陈求道道：“襄邓之间人口一直不稠密，许多地荒废已久。镇抚免了一切杂税，这两年百姓尝到了甜头，人人都要多种粮，多卖钱。仅仅两年功夫，稻麦连作就流行起来。”

　　王宵猎叹了口气：“谷贱伤农。粮食收得多了，粮价必然降下来。这不是好事。从今年起，到收获的季节，官府出一个最低的价钱。收了税粮之后，如果粮价低于这个最低价钱，由官府收购。虽然可能官府要亏一些钱，对百姓总是有好处。”

　　这是前世的粮食保护价政策，对于稳定农村秩序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虽然官方会多花钱，但总的来算是值得的。这种办法，也是向农村投放货币的手段，刺激农民消费。

　　王宵猎的感觉，此时社会上非常缺乏货币。只要官方手段合适，注意不要引起通货膨胀，印纸币会是巨大财富。随着经济发展，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只是随着货币投放，要保证社会上的商品充足，不能让百姓拿着钱买不到东西。

　　第430章 让农民先富起来

　　用镰刀，一个人一天可以割多少亩麦子？正常情况下，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收割一亩到一点五亩之间，很少人能割到两亩。不过那是后世，麦子产量高，种得也密了。哪怕农药化肥少的时候，有水灌溉，亩产也可以达到六七百斤。这个年代的亩产不到三分之一，割的速度快得多。

　　王宵猎前世，没有见过亩产两三百斤的麦田什么样子。以为所有的麦田都密密麻麻，成熟时风吹来如同金色的波浪涌动。其实麦子亩产五六百斤，田中就会非常稀疏。亩产一二百斤，成熟时麦田看上去稀稀拉拉。不但稀，而且麦穗也小。

　　电视电影中古代的农田，基本都不会有这种效果。种植方式变了，品种变了，田地的样子自然也变了。每到麦稻成熟的季节，王宵猎会到地里去看。总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大家都在说丰收，可在王宵猎的眼里，地里的情况实在是可怜。

　　这个年代，一个成年男丁，一天可以割两到三亩麦子。一户种三十亩，夫妻二人上阵，基本可以在十天之内收割完成。襄阳、邓州一带的气候，不耽误再种一季晚稻。越过方城山，到汝州河南府，种两季时间就不允许了。没有合适的种子，抢种抢收时间也太短。

　　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多地方的麦子亩产不足百斤。贫瘠的地方，甚至只有四五十斤。比现在襄阳的亩产还低得多。晚清民国不是正常的年份，不能够作为古代的一般情况。那时候很少修水利设施，缺少肥料，还受到进口面粉冲击。实际上建国之后，五十代的产量，可以视作古代一般情况。全国平均大约是水稻亩产三百斤左右，小麦一百斤左右。这是全国平均值，除去特别贫瘠的土地，一般土地肥沃的地方要高一些。大约水稻亩产不超过五百斤，小麦的亩产不超过三百斤。

　　襄阳邓州一带土地肥沃，而且不缺水，这个年代种的又都是好地，亩产是比较高的。水稻亩产可以超过两石五斗，达到三百斤以上。小麦超过一石五斗，接近二百斤。

　　在心里默算了一遍。王宵猎叹道：“农民种地真是辛苦。辛辛苦苦一年，一亩地不过收两三石。真算起来，又值什么钱？除了农忙，农民其实还有许多农闲的时间。官府要想想办法，不要总想着农民一闲下来就征役，让他们做事情。而应该想着，农民闲下来，怎么让他们赚些钱。”

　　陈再道笑道：“镇抚，一亩地收两三石，就是好年景了。我们一亩收税三斗，没有其他赋税，哪怕平一亩收两石，百姓也可以过上好日子。”

　　王宵猎道：“就算一亩地余两石粮，也不过一贯钱。种三十亩地，三十贯钱而已。三十贯钱能够买什么？在襄阳城里，好的酒家，不够全家吃一顿。”

　　这个年代铜钱的购买力，王宵猎与前世进行比较，觉得一个铜钱只值五毛钱左右。一百文钱买一斤羊肉，哪怕算省陌，七十七文钱一斤。如果一文钱相当于五毛，那羊肉价格就大约是四十块钱。虽然不能完全吻和，相差不多了。其他东西价格大多如此。比如馄饨大多地方十文一碗，相当于后世五块钱。没有数量级的差距，大致能够反应生活状况。

　　按一文铜钱相当于后世五毛钱，三十足贯大约是后世一万五千块钱。农民在家只种粮食，后世也得十几亩地才能赚到这么多。跨越一千年，农民的处境其实没太大变化。

　　农民要想有钱，不能只靠种地。千年后如此，这个时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只靠种地农民赚的钱与此相比有了数量级的差距，说明社会出了问题。

　　沉吟一会。王宵猎道：“要想让农民手里有钱，不能只靠种地，要别想办法。让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不能闲着，而能赚到钱。我是这样想的。农村除了现在常见的牛社、渠社等等，供销社要想办法，办起其他赚钱的社来。比如芦苇多的，可以办席社，做席子卖。柳树多的地方可以办编织社，卖柳编制品。各地因地制宜，利用当地土地，办些赚钱的社。产品由供销社负责，帮他们卖出去。”

　　听了这话，陈求道与陈与义不由张大了嘴巴。活了几十年，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什么样子是农民的幸福生活？生活无忧无虑，醉后鼓腹而歌，活在这世间逍遥得意。王宵猎的说法，竟然认为农民吃饱穿暖还不够，还要有钱？

　　见两人的样子，王宵猎道：“钱是什么？二位不要只以为钱是世间腌臜物，束缚人。还要认识到钱能买东西，让卖东西的人能够活下去。除了穿衣吃饭，人还有很多事做。不是农民，就要靠着农民手里的钱，买他们的东西，这些人才能存活。有了这些人，整个社会也就活跃起来，也就富裕起来。”

　　见陈求道与陈与义只是微笑，并不说话，王宵猎暗暗叹了口气。

　　这种事情，一时之间是说不明白的。社会财富怎么产生，怎么分配，是一门大学问。对这门学问的研究，这个时代刚刚萌芽，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了。

　　前世学历史和政治，必然讲到资本主义初起的时候，英国的圈地运动。由此引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新兴的工业获得充足的劳动力，都会驱赶农民进工厂。从历史上来说，这没有错，欧洲国家就是这样做的。但从人类发展来说，这不是必然。

　　工业要发展，必须要有市场。初起的时候市场从哪里来？欧洲国家当时面临特殊的情况，大航海把全世界都发展成了他们的市场。没有大航海呢？市场首先是国家的自耕农。

　　只有先让农民有钱，提供了市场，才能引导工业发展。而要想让农民有钱，除了充足的土地，先进的生产工具，更要有其他副业。农业是保证国家稳定的，从根本上说，不能让种地的农民太有钱。种粮食变得太有钱了，就意味着生活成本高了，也就压缩了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

　　没有大航海带来的广阔市场，应该发展农村，先让农民富起来。富起来的农民，可以为工业提供广阔的市场。有了市场，才能带动工业发展。充足的劳动力，并不一定要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让他们一无所有，只能进入工厂做工。还可以工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吸引农民进入工厂。

　　历史上除了欧洲，完成工业化的还有美国。美国有广阔的土地，有丰富的资源。但初起的时候并没有海外的广阔市场，反而受到欧洲国家压制。但美国有国内市场，能够支撑其完成工业化。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很长时间也面临各种样的问题。加入世贸之后，有了广阔的世界市场，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没有驱赶农民，而是保证了农村土地的稳定。相反从土地上驱赶农民的南美，却创造了大量贫民窟，看不见工业化的前景。

　　在这个时代，要想实现工业化，哪怕是开个头，都必须先让农民富起来。他们有了钱，才会买各种工业用品，才能提供工业的市场。

　　第431章 理论与实践

　　太阳高高挂在天上，洒下温暖的阳光。花坛边的一丛月季已经开放，引得各种蝴蝶飞舞。

　　不知不觉，夏天悄悄地来了。寒意已经褪去，暖风吹拂，一天比一开热了。

　　王宵猎觉得有些无趣。自己想的很多，能够被人理解的很少。有时候，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孤独的行者。只有一个行进的方向，没有朋友，没有伙伴。

　　这个时候是危险的。思想不坚定的人，会慢慢消磨掉信念，和光同尘。人们说，这是被生活磨掉了棱角，变得一天天圆滑起来，也就成熟了。还有的人变得暴躁起来，觉得世上没有一个知己。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

　　对王宵猎来说，作为一支队伍的首领，他不能失掉自己的信念，不能变得圆滑。他要永远保持自己尖锐的棱角，还不能让人讨厌。还不能自视清高，独立于世俗之外。不管这个世界是清是浊，不管世人是醉是醒，他都要在红尘之中浮沉，一直保持清醒的认识。

　　过了许久，王宵猎道：“这两三年，军队整编，民政也有重要的工作要做。这个时候，金虏如狼似虎，随时南犯，一切要以战争为核心。说得明白些，经济发展了，社会前进了，要能够为战争提供更多的钱粮，提供更多的将士。我把这些说成是战争潜力的增加，战争动员能力也要跟上。”

　　陈求道看了看陈与义，道：“镇抚，恕我直言。这一切皆有成法，只要我们认真做事，不扰民，自然一切都会好起来。如发生战争，当然就有更多的钱粮，更多的将士。如果经常生事，使百姓不能够得到休息，又怎么会好起来呢？”

　　看着陈求道和陈与义，王宵猎道：“不生事，与民休息，确实对。不过，这个与民休息，是让百姓休息呢，还是官吏休息？不生事，不是不做事，更加不是懒政！参议，不能像从前一样了。看这河山，半壁沦丧；看这天下，人民被驱逐如鸡犬！不足十年，中原户口减半，千里无人烟！做为执政者，如何面对天下苍生！如果我们不能奋起，外驱逐金虏，内抚育百姓，安定天下，这官做得安稳吗？”

　　见陈求道与陈与义一起低头，面有惭愧之色。王宵猎突然笑了：“天下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有自己的道理。到底哪个道理对，说是说不清楚的。作为官员，我们要明白，从唐季到五代，这个天下已经变了。朱温白马驿杀三十余朝中大臣，天下门阀从此一扫而空。现在的天下，不再是门阀贵族的天下了。天下变了，治理天下的方法当然也要变。经前许多事情朝廷不管，自有门阀贵族来管。现在朝廷不管，就只能喂大地方豪强。难道我们指望地方豪强出钱出粮，支持朝廷对金作战？”

　　陈求道道：“镇抚说的有道理。只是该如何做，大多官员都茫然。”

　　王宵猎道：“我说几条大的原则，细节你们斟酌。一是官吏。对官吏的要求我有两条。一是给他们的薪俸要丰厚，要能够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不管怎么说，不管是官还是吏，都是从民间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优秀的人才不该穷困潦倒。第二监察要严，一定不能流于形式，放任他们政事中上下其手。”

　　前世有一种说法，叫高薪养廉。王宵猎现在的要求，有些类似于此，但又不是。严格来说，高薪是养不了廉的。官员廉洁与否，与收入有关系，但不取决于收入。便如宋朝的宰相，收入足够高了，贪污的多的是。要让官员廉洁，最主要的是监察。监察不严，或者有罪不惩，高薪也养不了廉。

　　王宵猎强调官吏收入要高，不是为了养廉，而是为了保证官吏都是优秀的人才。说到底，优秀的人才就应该有较高的收入，要有较好的生活。让他们衣食无忧，才能安心做事。要官员廉洁，主要的手段是监察。比以前更严、更广的监察，一旦查出来问题，官吏必受惩处。

　　前世有一种说法。欧美国家的制度好，随便选个人上去，甚至一条狗去做官，国家也能够治理得井井有条。历史已经说明，这种说法就是扯淡。不能够选出优秀的人才治理国家，当官禀政，整个国家都会沉沦。优秀的制度，首先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其次是官员的监督。选拔和监督做不好，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不出问题。政治出问题，国家怎么可能井井有条？

　　与此相通的，还有一种说法。国家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越多，人治越少，国家越进步。政治是人的政治，既需要法治，也需要人治。要法治排斥人治，无非是把一部分的国家权力，从官员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的人手里。实际上一个国家既需要法治，也需要人治，两者不可偏废。

　　正常的国家政治，首先应该用各种手段，包括高薪，优厚的待遇，吸引优秀人才做官。其次要有强大而严密的监察，对官员进行监督。两者缺一不可。正常的政治，既要有法治，对官员进行约束。也要有人治，官员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被制度束缚。同样缺一不可。

　　王宵猎道：“有了优秀的官吏，还要正确做事。优秀的人才按照正确的方法，才能把事情办好。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坦白讲，明确列出一二三，只许这样做，不许那样做，肯定不是正确的方法。对于做事来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应该以理论为实践中的指导，列出计划，指导去做。在实际做事的过程中，理论必然不是完全正确，计划不是完全能执行。此时以实践中的经验为根本，对计划修改，对理论进行修正。如此不断反复，一件事情才能真正完成。等到完成了，修正之后的理论可能与列计划时的理论有天地之别，完全不同。没有关系，不同就不同，理论本来就是用来修正的。”

　　说到这里，王宵猎暗暗叹了口气。自己这种说法，在有些人眼里，就成了修正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种理论那种理论，在某段时间曾热闹无比。这是人类文明在探索自己的路，并不稀奇。这些理论是对历史的总结，对未来的展望。每个理论中或多或少都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对于不同的文明，或许这个理论里对这个文明正确的地方更多，而那个理论对另一个文明正确的地方多一些。

　　作为文明，必须明白一点。从其他文明借鉴来的理论，必须与自己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批判地吸收其有益的成分，扬弃其不适合的部分。

　　人类的发展是一场实践，而不是理论的再现。理论的作用，是实践中，选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并对实践进行一定的指导。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人群，甚至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实践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经过实践修正后的理论，也可能不同。

　　在前世，王宵猎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个时候，思想上像是小学毕业出村的孩子。觉得自己有了知识，能够进更高级的学校学习，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东西难住自己？到了现在，王宵猎只想说，那时我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当鸦片战争列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在茫然的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不但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也学习社会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取得很大成果的同时，却总是缺少尖端成果。哪怕是有华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是作为外国人的时候取得的。

　　为什么？说法有很多，王宵猎觉得都不对。但让自己说，又觉得说不上来。

　　现在却明白，说不上来是对的。能够说清楚的，都是不对的。

　　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个问题，不只是民族自尊心，其实对文明，不只是中国文明，而是对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有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的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太辉煌了。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文明与中国比历史，都有不如。如此灿烂的文明，怎么就落后到了那种程度？

　　这种落后，不可能是由一个原因造成的。是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系统性的落后。如果要追根溯源，必须从宋朝开始。为什么军事上不行了？为什么外战失败？为什么被异族统治？

　　被异族统治，绝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无关紧要，而是会拖累整个文明的进程。宋朝被灭一次，明朝又被灭一次，对中国文明造成的损害，后人还是大大低估了。

　　蒸汽机不是中国人发明，工业革命不先在中国发生，有什么关系？只要喜欢学习，善于学习，又能够落后多少呢？中国落后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国不学习了。

　　中国人一向善于学习，从不惮于改变自己。最早的时候，中国人席地而坐，宽袍大袖。从赵武灵王开始，就胡服骑射。到了宋朝，席地而坐的习惯已经很少，箭袖服装非常普遍。中国文明落后保守的印象，是怎么形成的？是哪个时候哪个原因起了主要作用？

　　想到这里，王宵猎抬头看着天上的太阳，微微眯起了眼睛。这个问题，其实没有说明白。

　　第432章 量变到质变

　　看王宵猎坐在那里，抬头看着天，微眯眼睛，一动不动。陈求道看了看陈与义，微微摇了摇头。

　　最近这些日子，王宵猎经常这样出神。说着说着，就不知道想哪里去了，让人很无奈。

　　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提出来了多少种说法。听起来都有道理，但又不都不对。惟一被实践证明了正确的，是跟原有理论大不相同的教员思想。

　　教员思想怎么来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前世的时候，王宵猎以为最重要的是前面的马列主义，现在明白，最重要的是后面的实践。

　　中国为什么落后？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甚至说这是吃人的礼教。有人说是中国传统没有科学的思想，还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政治的成熟，压制了新思想的产生。各种各样的说法，五花八门什么角度都有。有的让人深思，有的让人发笑。

　　当年我走出自己生长的小村子，也曾经这样……

　　现在王宵猎的眼里，这些说法都是小学生初见世面的呓语。不要说分析问题，指导实践，就连讨论的价值都没有。他们的价值，是在合适的时间，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不能建立新世界。当旧世界被打破了，应该生长出来的，是在废墟中涅槃重生的中国新文明。

　　教员曾经说，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实践证明，教员太乐观了。

　　猛地回过神来，王宵猎见陈求道与陈与义都奇怪地看着自己。笑着道：“不好意思，刚才想起了其他的事情，分神了。——刚才想起，《道德经》卷首，便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句话，实在蕴含了大道理。”

　　陈求道道：“老子乃古时之圣人，其言自有深意。”

　　“不，不，不！”王宵猎连连摇头。“我对经典的态度，是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对了的就是对了，错了的就是错了。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应该看得更远，懂得更多，不能一直重复前人的知识。我提起这句话，是说老子对世界的态度。”

　　见陈求道和陈与义二人不明白，王宵猎又道：“老子讲道，又讲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讲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千年之后，我不敢妄说。而是讲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人能不能认识世界？以前的人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其实看《道德经》，对老子来说，还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人能够认识世界，但不能完全认识世界。认识是不完全的，根据这些认识来的概念、定义，甚至整个组织架构，就必然不完善。也就是说，所有的知识，都不能反映真实的世界。更通俗地说，比如名家所提出的坚白可分否？实际上不可分。分子之后，坚和白就成了人认识自然知识的产物，而不再是真正的坚白的石头了。”

　　看陈求道和陈与义一副茫然的样子，王宵猎笑着挥了挥手：“好了，不讲这些无聊的话题了。我是说所有的理论，不管是圣人说的，还是愚夫说的，其实都不能真正反映世界。依据这些理论，我们也无法真正指导人类的实践。一切的理论，都不是绝对的真理。理论只有与实践结合起来，经过了实践，接受了检验，才能真正成为理论。这个经过了检验的理论，指导下一步的实践，又会是不正确的，必须经过新的实践进行检验。换一句话说，理论被实践修正，但永远不能完美地指导实践。”

　　见陈求道和陈与义相视苦笑，王宵猎接着道：“你们一时间不明白我说什么不要紧，以后事情做的多了，自然就明白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对于我们很重要。不只是认识，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做事情的方法。明白了这个关系，也就明白了工作中应该怎么对待实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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