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继统和组员开会讨论之后，决定前去匪特最严重的地区――广西，并向上级打了报告。公安部当然希望在广西省能有一支有丰富经验的反敌特小组，但是情报部这边新的海外谍案不断涌现，还需要赵继统来主持。所以该小组暂时拆分，除赵继统回京之外，小组（包括隶属情报部的刘萍）赴广西开展工作。

　　赵继统虽然离开了这个小组，但是该做的工作没有停下来，他利用私人关系，请郑介民（时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唐纵（时任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负责收编赴台特务人员，筹划特务情报作业。嗣任“总裁办公室”第七组组长兼党政干部训练班副主任，还兼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帮忙搞掉徐志道（谎称私人恩怨）。

　　本来就有个毛人凤在旁边虎视眈眈，再来两位重量级的对手，徐志道不久被令退出现役，而他的“土匪特工”也失去了经济和武器来源（毛人凤就是再贪功也不会使用掌控不了的力量）。

　　李漱玉亲自到车站接的赵继统，现在她手里有两个案子，一个可以先放一放，另一个和黎培里一样，也是身披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重量级人物。

　　不但是罗马梵蒂冈“天主教圣言会总会”驻北京的“天主教圣言会北京分会”会长，还是高等学府辅仁大学的“校务长”芮歌尼(haroia rigney)。

　　芮歌尼,1900年出生在美国伊里诺伊州的芝加哥市，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于1924年在台格尼市的圣玛利修道院加入“天主教圣言会”。1930年4月，被升为神甫。当时，设于罗马的“天主教圣言总会”内掌握实权的主教、神甫等，大都是德国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既是纳粹党的骨干，又是与美国情报机关保持密切关系的两面人物。

　　芮歌尼所在的、并接受宗教训练的圣玛利修道院，既是罗马“天主教圣言总会”的直属机关，又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控制的单位，即训练间谍人员的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传教为掩护，派出大批间谍分子奔赴远东如中国、印度、菲律宾、日本等地。

　　芮歌尼于1930年被升为神甫后，就开始为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美国进步的左翼大学生、工人运动及黑人动向等方面的情况。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秘密奉命调查了美国大学生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的情况；还秘密调查了美国工人运动中，著名的底特律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大罢工的情况。

　　1937年6月，芮歌尼在美国的芝加哥城，正式参加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l)的工作，成为军衔为少尉的“调查员”――一个名副其实的间谍人员。

　　1939年5月，芮歌尼被联邦调查局派遣到非洲的黄金海岸，从事搜集和调查西非地区关于可可生产情况的任务，这不是一般的有关经济方面的调查，而是相当机密的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情报，因当时英国在纽约市场上，操纵并大肆抬高可可的价格，引起了英、美经济上的竞争和尖锐矛盾，故美国尽一切手段，想方设法了解英国在非洲可可生产的情况，以制定政策对抗和遏制英国。

　　为了掩护身份，美国联邦调查局串通“天主教圣言总会”派芮歌尼在西非阿克拉(accrs)的阿基莫塔神学院担任教授，芮利用这个条件，秘密地将英国在西非有关可可生产、运销等情况，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将之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国务院很重视芮歌尼搜集来的情报，并对芮大加褒赏。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又布置芮歌尼搜集某国在西非的陆、海、空军事基地及部队活动等军事情报任务。芮不辱使命，又满足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

　　1942年10月，芮歌尼在西非的阿克拉地区被美国武装部队任命为兼职的随军司译，军衔为陆军中尉。是年12月，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得知芮歌尼是一个从事谍报工作的“人才”，遂征得联邦调查局的同意，将芮发展为该情报局在西非的情报员。与此同时，芮歌尼还与美军在中非地区陆军司令部第二处发生情报关系，参与检查军事邮件，监视美军士兵的思想动态等事宜。

　　1945年5月，芮歌尼服役期满，奉调回国，在华盛顿先后晋见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和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分别交上了《西非及北非地区综合调查情报》，大受胡佛和杜诺万的赞赏。

　　1946年6月，芮歌尼被派来中国，准备接任辅仁大学校长的职务和“天主教圣言会”北京分会会长的职务。这项任命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北平领事馆总领事弗利曼(freeman)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来的，得到了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天主教圣言总会”的一致同意，认为让芮歌尼充当美国侵华势力的马前卒和死心塌地的鹰犬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美国**之所以把芮歌尼派到中国来，是有其特殊背景的。1945年二战结束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一方面明目张胆地在中国执行扶蒋**的政策，另一方面迫不及待地由美国取代原德国在华势力，其中，辅仁大学是一个重要目标。这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所谓的“在华利益”。

　　芮歌尼8月份到达北平后，就接任了辅仁大学校务长的职务，实际上掌握了该校一切大权。

　　同年10月，芮又接任了“天主教圣言会”北京分会会长的职务，接管了“圣言会北京分会”中五十多名德国神甫、修士、修女，并利用他们对中国情况的熟悉，从事间谍和各种阴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