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歌尼还踌躇满志地通过德国神甫阿伦茨组织了一个“华北天主教调查团”。芮自任主席，该团成员包括长江以北五十多个教区的主教、神甫和代表，他们疯狂地搜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动向、兵力、装备等情况，包括华北地区的“郾师战役”、“西湾子战役”的详细情况及其他地区的战况。
这些重要的军事情报通过芮歌尼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到罗马“天主教圣言会总会”会长格兰德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手里，大受他们赞赏。
不仅如此，芮歌尼在我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中，暗中窥视战局发展，并在北京、天津、青岛、兰州、湖南、武汉等地发展一批直接为他提供情报的人员(多数为教会人员)，芮歌尼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具有相当规模的情报网络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宗教界响应党中央和人民**的号召，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教会开展自治、自教、自养的“三自”革新运动，受到了宗教界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的热烈欢迎。
然而，作为教会学校――辅仁大学教务长的芮歌尼却明目张胆地加以反对，他在辅仁大学教职员集会上多次发表讲话，说：“教会不应与罗马教会分裂”云云。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接管辅仁大学。辅仁大学的教职员工纷纷签名，热烈欢迎人民**的接管。芮歌尼感到末日的来临，使出全身解数，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学生极力反对，并在神甫中散布说：“正如教皇庇约十二世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是反基督的”，“同时也是残忍的”。“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不能容忍的环境”里，“现在管理学校的校政委员会当中充满了我们的敌人”。
辅仁大学被人民**接管后，芮心里充满了仇恨，千方百计地制造麻烦，或进行破坏。是年7月份，芮歌尼以教会驻校代表的身份，公然提出“四条要求”，作为教会1950年度拨给辅仁大学某某万美元补助费的条件，其中有一条要求是“教会代表对辅仁大学的人士聘任有否决权”，很显然，这是继续由教会来控制学校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所拒绝。
芮歌尼气急败坏，公然在校内散发富有煽动性和威胁性的《告本校同仁同学书》的油印传单，仍以补发经费为条件，矛头指向校政委员会。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坦，在人民**的支持下，给予芮歌尼以迎头痛击。
芮歌尼处处和人民**对着干，当他听到人民公安机关要逮捕曾组织“华北天主教调查团”的德籍神甫阿伦茨时，芮寻找关系把阿伦茨送到美国，逃避了人民**对这个间谍分子所应给予的惩罚。
50年初，芮歌尼利用手段从北京市外事处工作的祝某处探悉到，人民**准备征用东交民巷美国兵营的情报，芮立刻将其报告给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柯乐伯，让美国**早做应急准备。几乎与此同时，也就是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公布前，芮歌尼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从外侨舒里甘处获悉中、苏关于中长铁路、旅大问题的协议等情报，他立即报告给柯乐伯。其他情报还有：解放后人民**有关教育问题的政策、法令及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尚未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接管辅仁大学的决定》等等。
1950年4月，美国驻北平领事馆撤走。撤走前，美总领事柯乐伯带着芮歌尼到某国代办处见到了某国间谍分子包士顿，确定以后的情报改由某国代办处机构代转。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决定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芮歌尼得到情报后，就通过某国代办处转给美国情报机关。
面对一张张、一份份证据确凿的记录、口供、证据，赵继统在请求逮捕的文件上签了字。
芮歌尼被逮捕后，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经北京市委和中央公安部批准，于1955年9月16日将其提前释放，驱逐出境。
芮歌尼在中国被羁押和服刑的四年零一个月里，北京市公安局监管人员，本着“改造人，转变他们的立场，转变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入手，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生活上给予人道主义待遇，使其他几个外籍间谍人员口服心服。
释放回国后，他们为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说了不少好话。芮歌尼当时说得很好，如当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芮歌尼时，他非常惊喜，说：“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只有共产***下的中国**才会这样做!”
以后几次对公安人员说：“中国**对我真宽大，我听到提前释放我的消息，几乎要哭了!我很感谢法官，感谢公安人员，感谢中国**，我以前犯了罪，我今后决不再犯罪了。”
“**对我很照顾，知道我吃中国饭不合口味，给我西餐吃；有病给我打针、验血、透视等，我非常感激!”
“审讯员很公平，处理问题很实际，不像美国那样，有钱人可以请律师玩弄法律，有罪可以判无罪!”
芮歌尼说得多么动听!也许他在中国服刑期间，对中国**的人道主义待遇，对公安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管理，其灵魂受到某些触动，立场也有了转变，但他释放回国后，环境一变化，加之他的**、反人民的思想根深蒂固，他的所作所为就不像所说的那样了!
他利用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红色地狱》。该书记录了他在中国服刑的情况，其内容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进行了诬蔑和攻击。